广洽（1900-1994），俗名黄润智。出家后法名照融，字广洽，弘一法师后来又为他另起法号普润。福建省南安县田中乡(今罗东乡)人。童年时父母先后离世，青年时期于厦门南普陀寺出家，后成为名闻南洋的弘法高僧，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及佛教施诊所主席，对新加坡佛教建设及社会各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，获得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奖，被誉为“佛教之光”。广洽法师在七十三载的出家岁月中，一以贯之的坚持爱国爱教，弘化利生，践行佛陀慈悲救度众生的本怀。
1934年在南普陀，摄于养正院。左起第二排七为广洽法师、八为弘一法师。
广洽法师幼年孤苦，早有出尘之志。出家后曾随侍弘一法师，并在南普陀寺、佛教养正院担任重要职务，参与创办佛教杂志，弘扬正法。1937年，受战局影响，南普陀寺全寺被国军占用，僧众四散，广洽法师“本其一向爱国思想，恐他日为日军利用”，于是只身来到新加坡。法师虽不在抗日前线，却始终关心祖国，支持国内抗日战争，如1939年，徐悲鸿在新加坡举办画展，义卖筹款来支援抗战，广洽法师对他给予了很多帮助，并且极力介绍信徒购买。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扩大，广洽法师更是直接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与爱国华侨陈嘉庚等人卖花筹款，在新加坡援助中国抗日。
日本战败投降后，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，广洽法师有感于当地只重视英文教育，华文学校极少，为了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，他将原本扩建寺院的土地，改为筹建“弥陀学校”的建筑用地。在1955年，创办弥陀学校后，更是先后参与倡办文殊中学和菩提学校，使得华人子弟能够学习包括汉传佛教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。广洽法师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弘扬，他曾说：“我们办学及训导学生的重要点，除了普通学科而外，平时尤须注意的是要把做人的道德观念，灌输在儿童学生的脑海。”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“中国的固有文化思想”。法师在宣讲汉地大乘佛教思想时，非常重视中国对佛教流布的重要意义，特别是先贤大德的弘法事迹，汉译佛经的“精美非常”。
广洽法师心系祖国，不仅体现于他在异乡积极弘扬中国文化，他更是将浓浓的乡土情怀落在了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之中。如徐悲鸿感念广洽法师对他筹款抗日的多方援助，送了许多国画给他，其中有一副较大的画马，是徐悲鸿的得意之作。广洽法师拒绝了富商的购买，认为这是国宝，不能流落海外。所以在1965年他回国时，特制了一个装画的锡筒，即使行李托运，也要将画随身携带。后与林子青居士协商后， 将这幅画马献给了中央美术馆保藏。因广洽法师随侍弘一大师多年，而且一直以师礼待之。1939年，正逢弘一法师六十岁寿辰，徐悲鸿应广洽法师之请，为弘一法师造像一幅。1947年，徐悲鸿又为此画补写了一幅题跋。广洽法师亲自送回油画，为了使画跋合璧，后又特意委托归国华侨将题拔带回国内，转送给弘一法师纪念馆。因弘一法师的因缘，广洽法师与丰子恺相识并且关系极好。丰子恺的《护生画集》从第四集起，均由广洽法师印制出版。广洽法师认为这些原稿属于国宝级作品，因此尽管很多海外佛教团体想要购置保存，但他在1985年回国时，将《护生画集》原稿九百幅（丰子恺画四百五十幅，弘一法师、叶恭绰、朱幼兰、虞愚居士字四百五十幅）全部捐献给浙江博物馆珍藏。广洽法师虽然定居新加坡，但他的内心时时怀念祖国，自1978年起多次回国，直至九十二岁高龄时，因跌伤而有两年时间无法归国，但之后仍然坚持回国小住，这令他“无限欢喜”，可见广洽法师“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始终如一”。 广洽法师回国期间，或朝拜名山古刹，或瞻礼佛教圣迹，或拜访大德居士。
广洽法师展示丰子恺的绘画。此画记叙了1948年广洽法师与丰子恺相逢在南普陀。
1981年在北京法源寺合影。左起：巨赞法师、叶圣陶先生、广洽法师、赵朴初会长、陈光别先生
他十分关心我国的佛教建设事业，时常布施供养，支持修建寺院，开办学校，培育僧才等。
广洽法师不仅热爱祖国大地、故土的宗教文化，他也同样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他曾途经北京时，向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捐资。更是在1991年，中国大陆遭受水灾之际，不顾自己重病缠身，立即号召寺院的僧众和信众捐款救灾。他首先将自己的钵资六万元悉数捐赠，以为倡导。这一次合力集资30万元新币（折合人民币百万余元）。1991年8月6日，在我国驻新加坡大使张青探望广洽法师病情时，老法师将价值30万元的三张支票交给张青大使，请大使转交给受灾的民众，并转达新加坡佛教徒对中国灾区人民的慰问。
1994年2月24日，广洽法师安详舍报，广洽法师荼毗后留下彩色斑烂舍利百余颗，分别供养于老法师在新加坡曾主持的寺院、居住的精舍，以及当年披剃处的厦门五老峰下。
广洽法师舍利塔
广洽法师虽常年驻锡新加坡，但他始终心系故土。在战乱时，他积极筹措资金，支援抗日；身处异邦，热心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；和平年间，将大量的珍贵文物，亲自送回祖国；年老时，仍然挂念故国受灾的人民。可以说，弘扬汉传佛教的菩萨精神，与祖国故土血脉相连，是广洽法师一生的底蕴，他的言行之中无不透露着爱国本色。他一生虽无佛学专著遗世，却用点点滴滴的小事，书写下爱国爱教的真言，这样的大德无愧于赵朴初老先生称叹为：“爱国高僧”。他是行走于人间的菩萨，也是心怀故土的游子，他的风范和德业将永远策励着无数的后学。